第63章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1)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唐宰相马周。
马周，博州茌平人。他少年贫寒，倾心读书，精通典籍，以奏事切理获唐太宗破格重用，在仕途青云直上，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治书侍御史、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等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升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在历史上，以善奏事，从一介书生而迅速升迁至宰相高位并达到君宰间如胶似漆的地步者，唯马周一人而已。毛泽东对其人、其文钦佩有加。
（马周上唐太宗奏折是继）贾生《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引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等的《新唐书·马周传》
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太宗识才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县（今山东茌平县）人。在他年纪很小时，就父母双亡，孤苦伶仃。
家境贫寒，住的是简陋的茅草房，吃的是粗茶淡饭。但马周却很有志气，十分喜爱读书，精通《诗经》、《春秋》。他才华横溢，写文章文词优美，琅琅上口，说理透彻，言之有物，风格独特。
马周为人豪迈爽朗，性格旷达乐观。乡里人见他家境不好，却不勤谨农事，不理会家务，就很有些鄙薄他。唐高祖武德年间，马周因有学问，受推荐补州助教一职，他却不尽职守，州刺史达奚恕为此多次数落责怪他，他便拂袖而去，客游于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密州刺史赵仁本很看重他的才华，给他准备了丰厚的盘缠，让他到关中去发展。马周在西行途中客住汴州，不料被浚仪县（古县名，治在今河南开封市）县令崔贤一顿侮辱，便怀着一腔悲愤，直向西走，发誓要求取功名。行至新丰县（治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境，住店时，旅店主人也看不起他，对他不理不睬，马周就一下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地在那里自斟自饮，旁若无人，众人都感到他是一个怪人。到京城长安后，他被中郎将常何收留，成为了他的门客。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下诏百官，令言朝廷得失。常何是一个忠厚粗卤的武夫，目不识丁，便请马周代笔，写出了切中当时流弊的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条陈，非常满意，但又对常何能写出这么好的建议感到奇怪，就召见常何问他缘故。常何顿时面红耳赤，实话实说道：“臣下哪会写这些东西，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笔的。”唐太宗觉得，一个在野之人，能言说许多朝廷大臣所考虑不到的事情，必是一个奇人，便派人召他来见，心情非常迫切，过一会儿还未到，又接连派4批使者去敦催。等到马周前来拜见，唐太宗和他一交谈，大喜，当即下诏让他入值门下省，又拜官监察御史，还赏赐常何丝帛300段，以奖赏他发现了一个好人才。
自此，三十而立的马周终于从四处流落的布衣文人一跃而为朝廷政要，出人头地。可是，马周对这一地位的改变却安之若素，似乎他早就在朝廷任职一样。他继续发挥他的长处，不停地对朝政得失和帝王的言行举止品头论足，就像一个明习国家典章制度的人一样。每上奏疏，洋洋洒洒，毫不含蓄隐讳，尽让其才情在唐太宗这一英明君主的案头流淌、生辉。读了马周的奏折，见了马周在监察御史职守上的行事，唐太宗喜不自禁，时常夸奖激励他。
青云直上马周出任监察御史，正是唐朝初步达到治理之时。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以仁义治天下，偃武修文，用人纳谏，励精图治，重视民生，以农为本，使唐王朝出现了刑政宽平、国家安定、农业丰收，币藏充盈的局面。同时，国力强盛后，周边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入贡，尤其是隋末唐兴之时的突厥威胁到这时也完全消除。对于这些政绩，唐太宗有些骄傲情绪，逐渐显露骄奢。他先修洛阳宫、九成宫，后又计划封禅泰山，作《功成庆善乐》、《秦王破阵乐》和《九功之舞》，以炫耀其文治武功。但作为一个英明之君，他对魏征、王！⒄判素等人的讽谏也不能不听，并继续致力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此时的唐太宗正是一个心态矛盾的人。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分封宗室与功臣等举措在朝中引起不少议论。马周作为监察御史，对这些事情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养育之恩，已无所回报；想今后可为之事，惟忠义而已。因此徒步二千里，前来归依陛下。陛下不认为臣愚陋，破格任用。窃自念无以图报，现就竭尽我微薄的忠诚之心，提出建议，供陛下选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右，墙宇门阙与紫极宫比就显得矮小。东宫，皇太子居住之地，而在内；大安宫，乃至尊高祖太上皇居住之地，反在外。太上皇虽志在清静节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命，但蕃夷来觐，四方人士入朝，看见听见，就不妥了。臣希望大安宫的城墙门观，务必要筑得高大显耀，让天下的人看了称善。这样，大孝也就彰明显著了。
“臣拜读陛下诏令，将要驾幸九成宫。臣窃以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应早晚探望。今所驾幸之宫离京三百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一太上皇有什么感触，欲马上见陛下，又怎么能来得及呢？陛下此去乃为避暑，太上皇留在炎热之地，而陛下则去凉爽之地，如此来处置温情之道，乃臣心不安之所在。然诏书已下，中止又不好，希望陛下明示归期，以消除众人之疑惑。
“臣见陛下下诏宗室功臣都到封地去，把封国传给其子孙后代，让其世代管理这些地方。臣窃以为陛下本意是爱护、看重他们，想让其后裔世代相传。臣认为像诏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陛下应考虑如何安定他们，使他们富贵，何必让他们世代为官呢？即便是尧、舜那样的父亲，尚且有丹朱、均那样不贤的儿子。假使有不成器的人承袭了封国和职位，百姓就要遭殃，国家就要蒙受大难。到时候禁绝他，则国家还可以安定；不禁绝他，而其强横暴虐又已经暴露。那时就会说与其现在惩治这些功臣宗室的后代，倒不如当时对宗室功臣就不施加恩惠。如此看来，所谓对他们的爱护、看重，正是对他们的伤害啊。臣认为只就授给他们土地和封户，让他们靠上面的赋税生活，再按能力德行，授以官职。即使他们的权势不够强大，却也可以免受后世牵累。汉光武帝不任命功臣为官吏，因此保全了他们的后代，这才是深得统治之术啊。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他们既奉大恩，又使其子孙福禄绵长。
“臣闻达致教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句话是说谨慎用人的重要啊。我见到王长通、白明达本来是乐工、车夫等杂役，韦盘提、斛斯正也没有什么别的才能，只是懂得调教马匹。虽然技艺超过同行，也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让他们家境富足。现在却超越名位授予他们过高的官爵，让他们参与朝廷的朝会，让这些养马、歌舞的卑贱之人，穿着官服官履，臣暗自感到羞耻。若朝命不可追改，适当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排列朝班，与士大夫为伍。”
马周的这些议论，受到唐太宗的欣赏。唐太宗读马周的奏疏，常有余味无穷之感，深为赞叹，对他的建议也予以重视和采纳。马周上此奏不久，即被迁升为侍御史。
马周，博州茌平人。他少年贫寒，倾心读书，精通典籍，以奏事切理获唐太宗破格重用，在仕途青云直上，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治书侍御史、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等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他升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在历史上，以善奏事，从一介书生而迅速升迁至宰相高位并达到君宰间如胶似漆的地步者，唯马周一人而已。毛泽东对其人、其文钦佩有加。
（马周上唐太宗奏折是继）贾生《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引自毛泽东读欧阳修等的《新唐书·马周传》
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太宗识才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县（今山东茌平县）人。在他年纪很小时，就父母双亡，孤苦伶仃。
家境贫寒，住的是简陋的茅草房，吃的是粗茶淡饭。但马周却很有志气，十分喜爱读书，精通《诗经》、《春秋》。他才华横溢，写文章文词优美，琅琅上口，说理透彻，言之有物，风格独特。
马周为人豪迈爽朗，性格旷达乐观。乡里人见他家境不好，却不勤谨农事，不理会家务，就很有些鄙薄他。唐高祖武德年间，马周因有学问，受推荐补州助教一职，他却不尽职守，州刺史达奚恕为此多次数落责怪他，他便拂袖而去，客游于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密州刺史赵仁本很看重他的才华，给他准备了丰厚的盘缠，让他到关中去发展。马周在西行途中客住汴州，不料被浚仪县（古县名，治在今河南开封市）县令崔贤一顿侮辱，便怀着一腔悲愤，直向西走，发誓要求取功名。行至新丰县（治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境，住店时，旅店主人也看不起他，对他不理不睬，马周就一下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地在那里自斟自饮，旁若无人，众人都感到他是一个怪人。到京城长安后，他被中郎将常何收留，成为了他的门客。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下诏百官，令言朝廷得失。常何是一个忠厚粗卤的武夫，目不识丁，便请马周代笔，写出了切中当时流弊的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条陈，非常满意，但又对常何能写出这么好的建议感到奇怪，就召见常何问他缘故。常何顿时面红耳赤，实话实说道：“臣下哪会写这些东西，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笔的。”唐太宗觉得，一个在野之人，能言说许多朝廷大臣所考虑不到的事情，必是一个奇人，便派人召他来见，心情非常迫切，过一会儿还未到，又接连派4批使者去敦催。等到马周前来拜见，唐太宗和他一交谈，大喜，当即下诏让他入值门下省，又拜官监察御史，还赏赐常何丝帛300段，以奖赏他发现了一个好人才。
自此，三十而立的马周终于从四处流落的布衣文人一跃而为朝廷政要，出人头地。可是，马周对这一地位的改变却安之若素，似乎他早就在朝廷任职一样。他继续发挥他的长处，不停地对朝政得失和帝王的言行举止品头论足，就像一个明习国家典章制度的人一样。每上奏疏，洋洋洒洒，毫不含蓄隐讳，尽让其才情在唐太宗这一英明君主的案头流淌、生辉。读了马周的奏折，见了马周在监察御史职守上的行事，唐太宗喜不自禁，时常夸奖激励他。
青云直上马周出任监察御史，正是唐朝初步达到治理之时。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以仁义治天下，偃武修文，用人纳谏，励精图治，重视民生，以农为本，使唐王朝出现了刑政宽平、国家安定、农业丰收，币藏充盈的局面。同时，国力强盛后，周边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入贡，尤其是隋末唐兴之时的突厥威胁到这时也完全消除。对于这些政绩，唐太宗有些骄傲情绪，逐渐显露骄奢。他先修洛阳宫、九成宫，后又计划封禅泰山，作《功成庆善乐》、《秦王破阵乐》和《九功之舞》，以炫耀其文治武功。但作为一个英明之君，他对魏征、王！⒄判素等人的讽谏也不能不听，并继续致力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此时的唐太宗正是一个心态矛盾的人。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分封宗室与功臣等举措在朝中引起不少议论。马周作为监察御史，对这些事情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养育之恩，已无所回报；想今后可为之事，惟忠义而已。因此徒步二千里，前来归依陛下。陛下不认为臣愚陋，破格任用。窃自念无以图报，现就竭尽我微薄的忠诚之心，提出建议，供陛下选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右，墙宇门阙与紫极宫比就显得矮小。东宫，皇太子居住之地，而在内；大安宫，乃至尊高祖太上皇居住之地，反在外。太上皇虽志在清静节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命，但蕃夷来觐，四方人士入朝，看见听见，就不妥了。臣希望大安宫的城墙门观，务必要筑得高大显耀，让天下的人看了称善。这样，大孝也就彰明显著了。
“臣拜读陛下诏令，将要驾幸九成宫。臣窃以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应早晚探望。今所驾幸之宫离京三百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一太上皇有什么感触，欲马上见陛下，又怎么能来得及呢？陛下此去乃为避暑，太上皇留在炎热之地，而陛下则去凉爽之地，如此来处置温情之道，乃臣心不安之所在。然诏书已下，中止又不好，希望陛下明示归期，以消除众人之疑惑。
“臣见陛下下诏宗室功臣都到封地去，把封国传给其子孙后代，让其世代管理这些地方。臣窃以为陛下本意是爱护、看重他们，想让其后裔世代相传。臣认为像诏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陛下应考虑如何安定他们，使他们富贵，何必让他们世代为官呢？即便是尧、舜那样的父亲，尚且有丹朱、均那样不贤的儿子。假使有不成器的人承袭了封国和职位，百姓就要遭殃，国家就要蒙受大难。到时候禁绝他，则国家还可以安定；不禁绝他，而其强横暴虐又已经暴露。那时就会说与其现在惩治这些功臣宗室的后代，倒不如当时对宗室功臣就不施加恩惠。如此看来，所谓对他们的爱护、看重，正是对他们的伤害啊。臣认为只就授给他们土地和封户，让他们靠上面的赋税生活，再按能力德行，授以官职。即使他们的权势不够强大，却也可以免受后世牵累。汉光武帝不任命功臣为官吏，因此保全了他们的后代，这才是深得统治之术啊。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他们既奉大恩，又使其子孙福禄绵长。
“臣闻达致教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句话是说谨慎用人的重要啊。我见到王长通、白明达本来是乐工、车夫等杂役，韦盘提、斛斯正也没有什么别的才能，只是懂得调教马匹。虽然技艺超过同行，也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让他们家境富足。现在却超越名位授予他们过高的官爵，让他们参与朝廷的朝会，让这些养马、歌舞的卑贱之人，穿着官服官履，臣暗自感到羞耻。若朝命不可追改，适当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排列朝班，与士大夫为伍。”
马周的这些议论，受到唐太宗的欣赏。唐太宗读马周的奏疏，常有余味无穷之感，深为赞叹，对他的建议也予以重视和采纳。马周上此奏不久，即被迁升为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