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治武功流芳百世(3)
纣王闻报，如梦初醒，惊恐万状，慌忙停止歌舞，讨论迎敌之策。因主力正在东征，一时调不回来，便仓皇把大批奴隶和战俘释放，全部武装起来，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一说70万），亲自率领，开赴牧野。他把奴隶和战俘部署在前面，而将自己亲信的军队控制于后面，准备迎击周师。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遂靠启开。表面上看，“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但这批奴隶军队平时受尽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都把周军看成是自己的救星，谁也不愿为纣王卖命。姜子牙看准了这一点，即利用战车的机动性、冲击力以及开阔平坦的地形，以成集团方阵的大量战车和勇士猛袭纣军，实施中央突破作战。当姜子牙率军冲入商军阵营时，商军阵前倒戈，杀向后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姜子牙见机发动总攻，空旷的原野上，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战马嘶叫，刀枪撞击，经过一场浴血大搏斗，周军全歼了商军。对姜子牙在牧野之战中的功绩，《诗经·大雅》这样颂扬道：牧野战场多宽广，檀木兵车多堂皇，四匹花马多强壮，我们的统帅师尚父，真像苍鹰在飞翔。
牧野之战一结束，来不及打扫战场，姜子牙立即乘胜催军疾进70里，冲进朝歌，纣王在牧野之战后，自知大势已去，末日已到，逃回朝歌后，于当晚躲进鹿台，大吃一顿，然后，裹上五层珍宝玉衣，令人堆柴放火，自己跳进火堆自焚。武王赶至鹿台时，人物俱焚，只有纣王尸体因裹着玉衣未曾化烬，便对着尸体射了三箭，然后用大斧砍下他的首级挑杆示众，这个万恶的暴君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商朝遂告灭亡。
攻克朝歌后，武王和姜子牙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包括表示臣服的共652国，从而基本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不久，武王建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西周王朝正式建立。鉴于姜子牙在灭商战争中战功最大，是第一号功臣，也由于齐地（今山东中部）是新拓疆土，当地的部族不服周朝统治，东方莱族的势力向西扩张，此地形势不稳，战事频繁，必须有一个得力忠心的人去统治，且姜子牙又是那里的人，熟悉地形民风，因此，武王在大封功臣时将齐地首封于他。姜子牙谢封往齐，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这一年，姜子牙已过90岁。自此，姜子牙名满天下。
东归治齐受封后，姜子牙深感责任重大，率领一支人马昼夜兼程赶到营丘，打退了前来争国的莱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局势稳定后，他不顾年迈，四处察看，东奔西走，了解情况。他发现，这里虽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比较艰苦，但也有优势：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土地广阔，适合种植桑麻；能人多，民风纯朴。姜子牙根据齐地的这些客观条件，从齐地实际出发，制定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发挥当地居民积极性的务实政策。这些务实政策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姜子牙采取了十字方针：“因其俗，简其礼”，“尊贤上功”。齐地本来是东夷人的家园，东夷人的势力非常强。在对待东夷人问题上，姜子牙以“因”、“简”、“尊”、“上”处理，灵活得当，而且颇有成效。具体来说，姜子牙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治理：其一，对民众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是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以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尔。”面对这种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姜子牙没有强制推行周礼，而是“因其俗”，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让他们自由选择。其二，保留当地“书社”（简称“社”）。“社”本是以地区为单位，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公社组织。它既是农业生产单位，又是开展祭祖、祭天和盟誓词等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姜子牙以为有可取之处，“简其礼”，保留了这种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其三，尊重人才，唯才是举，以功为尚，不重名分，吸引了不少人才。
经济上，姜子牙因地制宜，实行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宜桑麻”等经济政策，农工商并重，全面发展经济。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推行有力，齐国的经济见效很快。五个月后，齐国就走上了正轨，社会安定，出现了“人民多归齐”的局面。
姜子牙以其雄才大略，取得了开国立政的成功，受封就国后仅仅五个月就回镐京向周公报告施政情况。周公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快，姜子牙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顺从当地的风俗，办事讲求效率，所以当地百姓很快就接受了。”周公的儿子伯禽到毗邻齐国的鲁国就封，过了三年才回来报告施政情况，周公问他为什么这样迟，伯禽说：“我到那里忙着变更风俗，建立礼制，现在才有个头绪。”周公听了，叹道：“唉！鲁国的后代怕是要臣事于齐国了。政事繁杂就不容易实行，民俗必定疏远。政事简易而接近民众，民众必然归服。”姜子牙回京后，就留在了首都，与周公等人一起继续辅佐武王。
武王病逝后，年仅13岁的成王姬诵即位，周公摄政。姜子牙和周公一起辅佐成王，两人一武一文，致使武王故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弥合。哪知周公摄政引来其兄弟和成王的猜疑，为表公心，周公离开王都，姜子牙成为实际上的首辅大臣。他除管理日常事务外，积极劝说成王抛弃猜疑之心迎回周公，他利用武庚即将叛周的事实力劝成王：“武庚定是知道周公出走，才敢于作乱。以我之见，一面速将周公召回，一面整军备战，以防不测。”在姜子牙的努力下，成王终于召回周公。
三监联合武庚叛周后，姜子牙和周公一起制定了平叛军事计划。公元前1023年，东征开始。
按照计划，大军到达洛邑（今河南洛阳）后，绕过管国和蔡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周公率领，直取武庚盘踞的殷故都，一路由姜子牙率领，绕到殷故都东方，切断徐戎（今山东临沂）、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等国与武庚的联系，断其后援。在周公与武庚大战之际，姜子牙率军绕到殷故都东边，与前来增援武庚的东夷军队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部队拼死阻击，终于拖住了武庚援军，为周公击败武庚和三监赢得了时间。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东南方的淮夷首领突然率兵前来，将姜子牙所率的军队团团围住。姜子牙见势不妙，一面命令队伍全力抵抗，一面派人速报周公。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周公率军赶到，两人合兵一处，力量大增，与夷人在黄河下游展开激战，两天下来，夷人终于露出败象。第三天一早，西周军全部出动，周公、姜子牙都希望在这一天中击败夷人。眼看胜负就要分晓，突然一支队伍杀入，“飞”字大旗迎风飘扬，原来是夷人援军赶到。姜子牙叫来俘虏一问，才知其领军将领是飞廉。此人原是纣王手下一员猛将，商灭后率部投奔夷人。双方战至夜幕降临，仍不见胜负。收兵回来，周公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姜子牙首先说道：“飞廉部下多为夷人，而夷人真正痛恨的是殷商，现在只不过是受骗而来。我认为，不如先避开敌军锋芒，然后速派使者到夷人各部，晓以大义，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不再受殷余孽的挑唆，周人一定既往不咎，与他们和睦相处。夷人辨明利害，了解真象，必不战自退，飞廉岂不成了无臂将军。”大家无不赞同，周公也认为是上策。会后，姜太公命周军趁着月夜，撤到易守难攻的地方扎下营寨，一面派兵筹备粮草，一面派能言善辩之士到夷人中去游说。
几个月之后，一些夷人首领带领本部兵马离开了飞廉，飞廉手下将士越来越少。姜子牙见战机成熟，与周公一起突然发动进攻，飞廉自知不敌，率领殷人旧部向东疾逃，周公和姜子牙率领精锐部队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海边，飞廉走投无路，部下被全歼，自己也被斩首示众。为绝后患，姜子牙与周公两人又率领大军纵横驰骋，荡平了东方所有叛国，还把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东至东海的广阔土地纳入了周版图。
西周大军征战三年，于公元前1021年凯旋而归。周公大封诸侯之时，鉴于姜子牙文武双全，东征中又立下大功，在武王封赏的基础上加封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安徽淮南），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都归齐国所有，同时授予他征伐“五侯九伯”之权。东征之后，姜子牙东归治齐，继续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大各方面改革的力度。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齐遂为东方强国，成为周朝强有力的东方屏障。
相传他东归后，利用空余时间总结平生所学及心得，写成《六韬》。由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组成，以周文王、武王与姜子牙对话问答的形式写成。前两卷侧重于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多论述作战指导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战术问题。也称《太公兵法》。因此，他被誉为是“兵家鼻祖”。综观《六韬》，即着眼于战争的根本性质，立足于仁德与道义，又细致讨论了各种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的战争方略，既有政治基础，又有权谋奇计，既有为君为将之道，又有选将观人之术。它对军队的指挥机构组成和职责分析，在古代兵书中更是独树一帜。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战争和战略、战术的书。《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历代名将多次运用其中原理，后世兵书中也常常引用其观点和字句。后来，辅佐刘邦得天下的大谋士张良，就是因为熟读了《太公兵法》，才使他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智囊”。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评价道：“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赞叹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姜子牙作为一个军事家，不仅著有《六韬》兵书，而且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武器效用，在牧野之战中，大破纣军，战车的发明与使用，虽自殷代开始，但大规模运用以及高度发挥突击性能，似以此次作战为首。这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对战车的重视，有莫大的启示。他辅佐文、武王及成王，功劳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灭商后，他被封在齐地，建立了诸侯中的第一大国——齐国。姜太公钩鱼，愿者上钩。实际上是一种待价而沽的作法。比起主动推荐略逊一筹。毛泽东借用《封神榜》里的神话故事说明姜子牙的能耐，其实，姜子牙之所以拥有天下无敌的本领，创下千古伟业，乃是刻苦学习的结果，非神仙所赐。
西周时期，尚未设相。然而，为帝王宰辅者，实有其人，可谓名虚而事实。姜子牙、周公旦等如是，且其襄助周武王灭商，赞画军务，谋定夷蛮，收服四方，使姬周王朝一统天下，实在是功高誉远，彪炳史册。
（刘卫国）
，但这批奴隶军队平时受尽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都把周军看成是自己的救星，谁也不愿为纣王卖命。姜子牙看准了这一点，即利用战车的机动性、冲击力以及开阔平坦的地形，以成集团方阵的大量战车和勇士猛袭纣军，实施中央突破作战。当姜子牙率军冲入商军阵营时，商军阵前倒戈，杀向后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姜子牙见机发动总攻，空旷的原野上，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战马嘶叫，刀枪撞击，经过一场浴血大搏斗，周军全歼了商军。对姜子牙在牧野之战中的功绩，《诗经·大雅》这样颂扬道：牧野战场多宽广，檀木兵车多堂皇，四匹花马多强壮，我们的统帅师尚父，真像苍鹰在飞翔。
牧野之战一结束，来不及打扫战场，姜子牙立即乘胜催军疾进70里，冲进朝歌，纣王在牧野之战后，自知大势已去，末日已到，逃回朝歌后，于当晚躲进鹿台，大吃一顿，然后，裹上五层珍宝玉衣，令人堆柴放火，自己跳进火堆自焚。武王赶至鹿台时，人物俱焚，只有纣王尸体因裹着玉衣未曾化烬，便对着尸体射了三箭，然后用大斧砍下他的首级挑杆示众，这个万恶的暴君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商朝遂告灭亡。
攻克朝歌后，武王和姜子牙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包括表示臣服的共652国，从而基本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不久，武王建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西周王朝正式建立。鉴于姜子牙在灭商战争中战功最大，是第一号功臣，也由于齐地（今山东中部）是新拓疆土，当地的部族不服周朝统治，东方莱族的势力向西扩张，此地形势不稳，战事频繁，必须有一个得力忠心的人去统治，且姜子牙又是那里的人，熟悉地形民风，因此，武王在大封功臣时将齐地首封于他。姜子牙谢封往齐，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这一年，姜子牙已过90岁。自此，姜子牙名满天下。
东归治齐受封后，姜子牙深感责任重大，率领一支人马昼夜兼程赶到营丘，打退了前来争国的莱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局势稳定后，他不顾年迈，四处察看，东奔西走，了解情况。他发现，这里虽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比较艰苦，但也有优势：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土地广阔，适合种植桑麻；能人多，民风纯朴。姜子牙根据齐地的这些客观条件，从齐地实际出发，制定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发挥当地居民积极性的务实政策。这些务实政策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姜子牙采取了十字方针：“因其俗，简其礼”，“尊贤上功”。齐地本来是东夷人的家园，东夷人的势力非常强。在对待东夷人问题上，姜子牙以“因”、“简”、“尊”、“上”处理，灵活得当，而且颇有成效。具体来说，姜子牙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治理：其一，对民众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是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以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尔。”面对这种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姜子牙没有强制推行周礼，而是“因其俗”，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让他们自由选择。其二，保留当地“书社”（简称“社”）。“社”本是以地区为单位，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公社组织。它既是农业生产单位，又是开展祭祖、祭天和盟誓词等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姜子牙以为有可取之处，“简其礼”，保留了这种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其三，尊重人才，唯才是举，以功为尚，不重名分，吸引了不少人才。
经济上，姜子牙因地制宜，实行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宜桑麻”等经济政策，农工商并重，全面发展经济。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推行有力，齐国的经济见效很快。五个月后，齐国就走上了正轨，社会安定，出现了“人民多归齐”的局面。
姜子牙以其雄才大略，取得了开国立政的成功，受封就国后仅仅五个月就回镐京向周公报告施政情况。周公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快，姜子牙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顺从当地的风俗，办事讲求效率，所以当地百姓很快就接受了。”周公的儿子伯禽到毗邻齐国的鲁国就封，过了三年才回来报告施政情况，周公问他为什么这样迟，伯禽说：“我到那里忙着变更风俗，建立礼制，现在才有个头绪。”周公听了，叹道：“唉！鲁国的后代怕是要臣事于齐国了。政事繁杂就不容易实行，民俗必定疏远。政事简易而接近民众，民众必然归服。”姜子牙回京后，就留在了首都，与周公等人一起继续辅佐武王。
武王病逝后，年仅13岁的成王姬诵即位，周公摄政。姜子牙和周公一起辅佐成王，两人一武一文，致使武王故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弥合。哪知周公摄政引来其兄弟和成王的猜疑，为表公心，周公离开王都，姜子牙成为实际上的首辅大臣。他除管理日常事务外，积极劝说成王抛弃猜疑之心迎回周公，他利用武庚即将叛周的事实力劝成王：“武庚定是知道周公出走，才敢于作乱。以我之见，一面速将周公召回，一面整军备战，以防不测。”在姜子牙的努力下，成王终于召回周公。
三监联合武庚叛周后，姜子牙和周公一起制定了平叛军事计划。公元前1023年，东征开始。
按照计划，大军到达洛邑（今河南洛阳）后，绕过管国和蔡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周公率领，直取武庚盘踞的殷故都，一路由姜子牙率领，绕到殷故都东方，切断徐戎（今山东临沂）、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等国与武庚的联系，断其后援。在周公与武庚大战之际，姜子牙率军绕到殷故都东边，与前来增援武庚的东夷军队遭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部队拼死阻击，终于拖住了武庚援军，为周公击败武庚和三监赢得了时间。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东南方的淮夷首领突然率兵前来，将姜子牙所率的军队团团围住。姜子牙见势不妙，一面命令队伍全力抵抗，一面派人速报周公。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周公率军赶到，两人合兵一处，力量大增，与夷人在黄河下游展开激战，两天下来，夷人终于露出败象。第三天一早，西周军全部出动，周公、姜子牙都希望在这一天中击败夷人。眼看胜负就要分晓，突然一支队伍杀入，“飞”字大旗迎风飘扬，原来是夷人援军赶到。姜子牙叫来俘虏一问，才知其领军将领是飞廉。此人原是纣王手下一员猛将，商灭后率部投奔夷人。双方战至夜幕降临，仍不见胜负。收兵回来，周公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姜子牙首先说道：“飞廉部下多为夷人，而夷人真正痛恨的是殷商，现在只不过是受骗而来。我认为，不如先避开敌军锋芒，然后速派使者到夷人各部，晓以大义，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不再受殷余孽的挑唆，周人一定既往不咎，与他们和睦相处。夷人辨明利害，了解真象，必不战自退，飞廉岂不成了无臂将军。”大家无不赞同，周公也认为是上策。会后，姜太公命周军趁着月夜，撤到易守难攻的地方扎下营寨，一面派兵筹备粮草，一面派能言善辩之士到夷人中去游说。
几个月之后，一些夷人首领带领本部兵马离开了飞廉，飞廉手下将士越来越少。姜子牙见战机成熟，与周公一起突然发动进攻，飞廉自知不敌，率领殷人旧部向东疾逃，周公和姜子牙率领精锐部队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海边，飞廉走投无路，部下被全歼，自己也被斩首示众。为绝后患，姜子牙与周公两人又率领大军纵横驰骋，荡平了东方所有叛国，还把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东至东海的广阔土地纳入了周版图。
西周大军征战三年，于公元前1021年凯旋而归。周公大封诸侯之时，鉴于姜子牙文武双全，东征中又立下大功，在武王封赏的基础上加封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安徽淮南），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都归齐国所有，同时授予他征伐“五侯九伯”之权。东征之后，姜子牙东归治齐，继续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大各方面改革的力度。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齐遂为东方强国，成为周朝强有力的东方屏障。
相传他东归后，利用空余时间总结平生所学及心得，写成《六韬》。由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组成，以周文王、武王与姜子牙对话问答的形式写成。前两卷侧重于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多论述作战指导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战术问题。也称《太公兵法》。因此，他被誉为是“兵家鼻祖”。综观《六韬》，即着眼于战争的根本性质，立足于仁德与道义，又细致讨论了各种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的战争方略，既有政治基础，又有权谋奇计，既有为君为将之道，又有选将观人之术。它对军队的指挥机构组成和职责分析，在古代兵书中更是独树一帜。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战争和战略、战术的书。《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历代名将多次运用其中原理，后世兵书中也常常引用其观点和字句。后来，辅佐刘邦得天下的大谋士张良，就是因为熟读了《太公兵法》，才使他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智囊”。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评价道：“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赞叹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姜子牙作为一个军事家，不仅著有《六韬》兵书，而且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武器效用，在牧野之战中，大破纣军，战车的发明与使用，虽自殷代开始，但大规模运用以及高度发挥突击性能，似以此次作战为首。这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对战车的重视，有莫大的启示。他辅佐文、武王及成王，功劳卓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灭商后，他被封在齐地，建立了诸侯中的第一大国——齐国。姜太公钩鱼，愿者上钩。实际上是一种待价而沽的作法。比起主动推荐略逊一筹。毛泽东借用《封神榜》里的神话故事说明姜子牙的能耐，其实，姜子牙之所以拥有天下无敌的本领，创下千古伟业，乃是刻苦学习的结果，非神仙所赐。
西周时期，尚未设相。然而，为帝王宰辅者，实有其人，可谓名虚而事实。姜子牙、周公旦等如是，且其襄助周武王灭商，赞画军务，谋定夷蛮，收服四方，使姬周王朝一统天下，实在是功高誉远，彪炳史册。
（刘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