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编外联防队员（上）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两个居委大妈结伴而行，都带着红袖箍，左边的手里捏着铝壳子手电筒，每当经过路灯找不到的地方时都靠这昏黄的光芒照亮路面，虽然这弄堂她们走了六十多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有积水，哪儿有窟窿，可万一哪家没公德心的把药渣倒在地上，这一脚踩上去，就和踩到西瓜皮差不多，自己和老姐妹的老胳膊老腿可遭不住。
另一位大妈，右手拿着个手摇铃，铃身用铜制成，看上去类似中号搪瓷杯大小的喇叭状圆筒，内部悬着一个同样由铜制成的击锤，大妈右手捏着手摇铃的手柄，手臂自然下垂，随着步伐前后摆动，“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便由此发出。
在一九八二年的夜晚，每当夜晚八点，类似的声音会在整个沪上响起，不管是上只角的法式洋房，还是下只角的自建房，只要有居民的地方，就不会有摇铃大妈的缺席。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是台风过境，还是暴雪纷飞，听到铃声后，家庭成员往往会中断各自手上的事情，非常有默契的检查一遍水龙头、煤气灶是否关好，窗户是否插好，不管是门锁是“司必林”还是更高档的”三保险“，也都将保险上好。
个别考究的人家，还会在门后放一只方凳，在窗台边摆上个茶杯或者啤酒瓶，这样，万一半夜有毛贼作祟，不管是撬门还是用插片拨开插销，当他们进入时总会碰到这些东西而发出响声，这样住家能及时惊醒，而做贼心虚的也往往就此终止计划。
“祥业里”是沪上一条很普通的弄堂，看名字就知道，虽然已经解放三十多年，但沪上居处依然沿用之前的分类命名法，四九年后新建的工人新村外，大致分为弄、里、坊、邨四类。
弄和里类似，但前者更简陋，往往建于清末明初，形制不甚规整，里则是民国中期开始大规模兴建的石库门建筑群。
至于坊则是带有西式风格住宅区，邨是村的异体字，但在沪上二者的用法却截然不同，后者意味着乡下，而前者往往只有淮海路附近的联排别墅群才会用到。
“祥业里”建于三十年代，在落成时一栋石库门仅供一家人居住，能入住其间的也算是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二家房客“从讽刺滑稽变成了现实，石库门里挤入五六家，乃至八九家人都是常事。
原本一楼用于会客的前后客堂，放炉子的灶间，堆物的二层阁，都成了居所。
“爱国……，你又要出去啊？”一间客堂中传来问话。
“哎呀，晚上没事情做嘛，哥哥，你放心，我不是出去瞎混，跟着林勇敢和联防队一起巡逻去，兜个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侬放心好了。”
这是一对兄弟，哥哥叫孙解放，弟弟叫孙爱国。
听到弟弟这么讲，哥哥也只好摇摇头“你自己有轻重点，玩好了就回来，另外，真有事情的话别冲在前面！你又不拿钱的，万一出点事情，你自己躺到医院不说，让我怎么和天上的爷娘交代？”孙解放叮嘱道。
“好好，好好，我晓得了，我也就是趁着晚上凉快出去转转”孙爱国一边穿上厚重的翻毛皮鞋一边回答。
他说的不错眼下是九月中下旬，正是沪上一年中最好季节的开始，白天还有些暑热，但入夜后黄浦江上吹来的江风，很快就把这一丝热气驱散，凉风习习最适合散步。
“哥哥，我钥匙带着，等会会自己开门的，你早点睡吧”说完，孙爱国披上两用衫就出门了。
晚上八点，这座曾经世界第六远东第一的大都市已经开始逐渐进入梦乡，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使用白炽灯泡的路灯，在努力维持着夜晚的静谧。
这里不是市中心干道，新式的卤素灯要过几年才能换装，于是在路灯光晕以外的地方，难免会有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
比如，孙爱国在走出弄堂的时候就发现在暗处有几个里面熟陌生的邻居正依墙而立，“祥业里”的布局类似一个”非“字，两竖是弄堂”主干道“，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这样不管是居民搬家，还是送危重病人上医院，乃至突发火灾时，机动车辆都能直接驶入，提高工作效率。
那些短横，则是一条条的横向小弄，每条有七个门派号码，总共十条小弄，七十个门派号码，就算一个号码只居住五户人家，那么祥业里最少也有将近400的人口，虽说是邻居，但相互间不熟悉是很正常的。
这些人的年纪多在三十以上，个别年近五旬，孙爱国冲他们笑着点点头，他们则朝他挥动手中的蒲扇以示回礼。
这个天气完全不需要扇子，尤其是夜晚的马路上，穿着长袖衬衫都嫌冷，但这几人却人人手持一把蒲葵扇，神态悠然，仿佛溪边钓叟。
孙爱国知道，这是他们在表明“道友”的身份，等着“同道”上前在“寻道”“盘道”了。
这些人，按照居委大妈们的理解都不算什么正派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各种帮派背景，或者是昔日的“青红帮”余孽，也有可能是那十年中“大刀队”成员，这些灰社会既然生活在沪上，就有了严重的社会学现象上的趋同性，比如盘底切口大多类似，又比如这种不管季节都手持蒲扇的表明身份的方式。
可居民倒是不怕他们，“好狗护四邻”的古训倒是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居处附近非但显得人畜无害，甚至可以算作是五好居民，平时孤老买个米，或者要搬个重物什么的，他们都会热情相帮，这也是一种非正常社会的生存智慧。
但在当他们只要出了自己居委范围之外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或者寻衅滋事或者狠勇好斗又或者在电车上当三只手，乃至调戏妇女甚至背上人命官司都有可能。
这个时代没有配备警车的巡警，确切的说，连巡警这个警种都未出现，警察只分为交警，户籍警和刑警，交警整天站在马路间指挥交通，户籍警走街串巷巡视辖区，日常如果碰到突发事件，他们往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都穿着老虎皮，但隔行如隔山，他们身上通常也不携带警具，也对付犯罪分子也就是以一身正气的吓阻为主，一旦发生冲突，往往还要吃点亏，毕竟犯罪分子通常都是团伙作案，不过好在沪上大环境尚属不错，他们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至于刑警，日常并不出现，只有在接到群众打到派出所或者局里的电话后才出警。
可这个时代莫说没有满大街的摄像头，就是连联网的110报警电话都没有，居民要报警，白天还好些，遍布城市的公用电话上都贴着本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号码，直接拨过去就是，若是晚上公用电话关门了，那还得去翻通信录找到当地派出所的号码，然后跑到居委会或者工厂企业的值班室打电话，刑警赶到案发现场后，往往犯罪分子已经作了鸟兽散。
于是联防队就应运而生了。
联防队，全名叫做治安联防大队，出现在十年结束后，算是警察的左右手，自产生之日起就接替了“工人纠察队”的业务，在当地司法部门的领导下，协助警方维护治安。和“工人纠察队”不同之处在于，工纠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自诩，坐地为王自成一派，听命于当地革命委员会，联防队则分散在各个基层派出所附近，受民警指挥。
其成员来源有二，向工厂摊派，向社会招募。
反正都是国营工厂，工人也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也真有那些嫌弃八小时工作制死板的年轻人，愿意参加联防队，反正，他们的工资是由原单位支付的，要知道联防队工作总体上要轻松不少，晚上八点多开始在辖区巡逻，中间有各种休息，到了凌晨三四点，上早班的人多起来之后，就宣告结束。
而且有时候还能捞点外快，这对一个全社会最高工资三十六块的时代，是很有诱惑力的。
至于向社会招募，则略微复杂一下，十年结束后，大量知青返城，有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也就加入联防队，这样好歹是不吃闲饭了，还有些警察队伍中犯了错误的，也下放，还有就是孙爱国口中的林勇敢，初中毕业恰逢文攻武卫剧烈时，找不到工作终日在社会上游荡，被称为“社会青年”，都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而又无所事事，正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成立了里弄加工场，接一些企业外包出来的简单手工活儿，也能拿一份钱。
可惜这钱实在太少，一天才九毛！
一个月26天，到手23.4，而正式企业的职工工资是三十六块，通常还有五块钱的奖金，倘若是三班倒的纺织业，那奖金会更多。
林勇敢在加工组混了半年实在受不了了，钱少一点，再有加工组都是中老年妇女，他平时就对爹妈的唠叨头痛不已，这下上班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上学习班。
正好联防队向社会招募人员，林勇敢都没问工钱，之前去报名，一番体检政审后就成为一名光荣的治安联防大队队员。
不过让他不爽的地方在于，因为是社会招募人员，所以工钱上和那些企业出来的队员比差了一截，他们这些人的工资来源是“上级政府贴一点，基层部门筹一点”，所谓的筹，说白了就是居委大妈和街道书记一起厚着脸皮到辖区的工厂商店去化缘，当然后者一般都挺好说话，一来都是国营企业，这钱就算不出，也落不到自己口袋里，再有联防队的存在确实能震慑宵小，这年头没什么技术防范措施，商店晚上关门打烊后，将玻璃门上关上，锁好，外面的菱形隔栅铁门拉上，挂上一把俗称“铁将军”的挂锁就算完事。
可毛贼向来是最善于动脑筋的，这挂锁看着挺安全，大号挂锁的锁脖都有小指粗细了，可也架不住撬棒啊。
后来全市组织拉网行动，一堆堆警察晚上上街搜查可疑人员的背包，看到有撬棍的直接拉到派出所里，一时间商店撬窃案少了很多，可没多久又回潮了，这次再组织警察上街，却发现几乎没有带撬棒，警察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一个线人给他们出主意：你们看那些包里装着脚踏车单撑脚的，直接往局里拖，肯定都是惯犯……
于是，隔壁皖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又多了一批种地的壮劳力。
但警察白天也要上班，一次两次晚上拉网搜查大家也是讲觉悟的，时间一长，铁人也顶不住，更何况这年头警察作为公务员工资只有工人的百分之八十，这就更没积极性了。
商店工厂的负责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所以面对街道工作人员和居委主任的化缘，也都是慷慨解囊，但这年头是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成本利润核定制，比如孙爱国所在的食品厂生产的水果硬糖，一吨糖多少钱，损耗多少，色素多少钱，香精多少钱，人工，折旧费用，完工后出售给物资批发站多少钱，都是上级规定好的，企业只是执行，然后负责“上缴国家利税”，企业手里的的钱也有限。
这样东拼西凑，林勇敢每个月到手也就二十块，可这毕竟是自由啊！
另一位大妈，右手拿着个手摇铃，铃身用铜制成，看上去类似中号搪瓷杯大小的喇叭状圆筒，内部悬着一个同样由铜制成的击锤，大妈右手捏着手摇铃的手柄，手臂自然下垂，随着步伐前后摆动，“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便由此发出。
在一九八二年的夜晚，每当夜晚八点，类似的声音会在整个沪上响起，不管是上只角的法式洋房，还是下只角的自建房，只要有居民的地方，就不会有摇铃大妈的缺席。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是台风过境，还是暴雪纷飞，听到铃声后，家庭成员往往会中断各自手上的事情，非常有默契的检查一遍水龙头、煤气灶是否关好，窗户是否插好，不管是门锁是“司必林”还是更高档的”三保险“，也都将保险上好。
个别考究的人家，还会在门后放一只方凳，在窗台边摆上个茶杯或者啤酒瓶，这样，万一半夜有毛贼作祟，不管是撬门还是用插片拨开插销，当他们进入时总会碰到这些东西而发出响声，这样住家能及时惊醒，而做贼心虚的也往往就此终止计划。
“祥业里”是沪上一条很普通的弄堂，看名字就知道，虽然已经解放三十多年，但沪上居处依然沿用之前的分类命名法，四九年后新建的工人新村外，大致分为弄、里、坊、邨四类。
弄和里类似，但前者更简陋，往往建于清末明初，形制不甚规整，里则是民国中期开始大规模兴建的石库门建筑群。
至于坊则是带有西式风格住宅区，邨是村的异体字，但在沪上二者的用法却截然不同，后者意味着乡下，而前者往往只有淮海路附近的联排别墅群才会用到。
“祥业里”建于三十年代，在落成时一栋石库门仅供一家人居住，能入住其间的也算是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二家房客“从讽刺滑稽变成了现实，石库门里挤入五六家，乃至八九家人都是常事。
原本一楼用于会客的前后客堂，放炉子的灶间，堆物的二层阁，都成了居所。
“爱国……，你又要出去啊？”一间客堂中传来问话。
“哎呀，晚上没事情做嘛，哥哥，你放心，我不是出去瞎混，跟着林勇敢和联防队一起巡逻去，兜个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侬放心好了。”
这是一对兄弟，哥哥叫孙解放，弟弟叫孙爱国。
听到弟弟这么讲，哥哥也只好摇摇头“你自己有轻重点，玩好了就回来，另外，真有事情的话别冲在前面！你又不拿钱的，万一出点事情，你自己躺到医院不说，让我怎么和天上的爷娘交代？”孙解放叮嘱道。
“好好，好好，我晓得了，我也就是趁着晚上凉快出去转转”孙爱国一边穿上厚重的翻毛皮鞋一边回答。
他说的不错眼下是九月中下旬，正是沪上一年中最好季节的开始，白天还有些暑热，但入夜后黄浦江上吹来的江风，很快就把这一丝热气驱散，凉风习习最适合散步。
“哥哥，我钥匙带着，等会会自己开门的，你早点睡吧”说完，孙爱国披上两用衫就出门了。
晚上八点，这座曾经世界第六远东第一的大都市已经开始逐渐进入梦乡，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使用白炽灯泡的路灯，在努力维持着夜晚的静谧。
这里不是市中心干道，新式的卤素灯要过几年才能换装，于是在路灯光晕以外的地方，难免会有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
比如，孙爱国在走出弄堂的时候就发现在暗处有几个里面熟陌生的邻居正依墙而立，“祥业里”的布局类似一个”非“字，两竖是弄堂”主干道“，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这样不管是居民搬家，还是送危重病人上医院，乃至突发火灾时，机动车辆都能直接驶入，提高工作效率。
那些短横，则是一条条的横向小弄，每条有七个门派号码，总共十条小弄，七十个门派号码，就算一个号码只居住五户人家，那么祥业里最少也有将近400的人口，虽说是邻居，但相互间不熟悉是很正常的。
这些人的年纪多在三十以上，个别年近五旬，孙爱国冲他们笑着点点头，他们则朝他挥动手中的蒲扇以示回礼。
这个天气完全不需要扇子，尤其是夜晚的马路上，穿着长袖衬衫都嫌冷，但这几人却人人手持一把蒲葵扇，神态悠然，仿佛溪边钓叟。
孙爱国知道，这是他们在表明“道友”的身份，等着“同道”上前在“寻道”“盘道”了。
这些人，按照居委大妈们的理解都不算什么正派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各种帮派背景，或者是昔日的“青红帮”余孽，也有可能是那十年中“大刀队”成员，这些灰社会既然生活在沪上，就有了严重的社会学现象上的趋同性，比如盘底切口大多类似，又比如这种不管季节都手持蒲扇的表明身份的方式。
可居民倒是不怕他们，“好狗护四邻”的古训倒是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居处附近非但显得人畜无害，甚至可以算作是五好居民，平时孤老买个米，或者要搬个重物什么的，他们都会热情相帮，这也是一种非正常社会的生存智慧。
但在当他们只要出了自己居委范围之外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或者寻衅滋事或者狠勇好斗又或者在电车上当三只手，乃至调戏妇女甚至背上人命官司都有可能。
这个时代没有配备警车的巡警，确切的说，连巡警这个警种都未出现，警察只分为交警，户籍警和刑警，交警整天站在马路间指挥交通，户籍警走街串巷巡视辖区，日常如果碰到突发事件，他们往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都穿着老虎皮，但隔行如隔山，他们身上通常也不携带警具，也对付犯罪分子也就是以一身正气的吓阻为主，一旦发生冲突，往往还要吃点亏，毕竟犯罪分子通常都是团伙作案，不过好在沪上大环境尚属不错，他们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至于刑警，日常并不出现，只有在接到群众打到派出所或者局里的电话后才出警。
可这个时代莫说没有满大街的摄像头，就是连联网的110报警电话都没有，居民要报警，白天还好些，遍布城市的公用电话上都贴着本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号码，直接拨过去就是，若是晚上公用电话关门了，那还得去翻通信录找到当地派出所的号码，然后跑到居委会或者工厂企业的值班室打电话，刑警赶到案发现场后，往往犯罪分子已经作了鸟兽散。
于是联防队就应运而生了。
联防队，全名叫做治安联防大队，出现在十年结束后，算是警察的左右手，自产生之日起就接替了“工人纠察队”的业务，在当地司法部门的领导下，协助警方维护治安。和“工人纠察队”不同之处在于，工纠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自诩，坐地为王自成一派，听命于当地革命委员会，联防队则分散在各个基层派出所附近，受民警指挥。
其成员来源有二，向工厂摊派，向社会招募。
反正都是国营工厂，工人也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也真有那些嫌弃八小时工作制死板的年轻人，愿意参加联防队，反正，他们的工资是由原单位支付的，要知道联防队工作总体上要轻松不少，晚上八点多开始在辖区巡逻，中间有各种休息，到了凌晨三四点，上早班的人多起来之后，就宣告结束。
而且有时候还能捞点外快，这对一个全社会最高工资三十六块的时代，是很有诱惑力的。
至于向社会招募，则略微复杂一下，十年结束后，大量知青返城，有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也就加入联防队，这样好歹是不吃闲饭了，还有些警察队伍中犯了错误的，也下放，还有就是孙爱国口中的林勇敢，初中毕业恰逢文攻武卫剧烈时，找不到工作终日在社会上游荡，被称为“社会青年”，都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而又无所事事，正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成立了里弄加工场，接一些企业外包出来的简单手工活儿，也能拿一份钱。
可惜这钱实在太少，一天才九毛！
一个月26天，到手23.4，而正式企业的职工工资是三十六块，通常还有五块钱的奖金，倘若是三班倒的纺织业，那奖金会更多。
林勇敢在加工组混了半年实在受不了了，钱少一点，再有加工组都是中老年妇女，他平时就对爹妈的唠叨头痛不已，这下上班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上学习班。
正好联防队向社会招募人员，林勇敢都没问工钱，之前去报名，一番体检政审后就成为一名光荣的治安联防大队队员。
不过让他不爽的地方在于，因为是社会招募人员，所以工钱上和那些企业出来的队员比差了一截，他们这些人的工资来源是“上级政府贴一点，基层部门筹一点”，所谓的筹，说白了就是居委大妈和街道书记一起厚着脸皮到辖区的工厂商店去化缘，当然后者一般都挺好说话，一来都是国营企业，这钱就算不出，也落不到自己口袋里，再有联防队的存在确实能震慑宵小，这年头没什么技术防范措施，商店晚上关门打烊后，将玻璃门上关上，锁好，外面的菱形隔栅铁门拉上，挂上一把俗称“铁将军”的挂锁就算完事。
可毛贼向来是最善于动脑筋的，这挂锁看着挺安全，大号挂锁的锁脖都有小指粗细了，可也架不住撬棒啊。
后来全市组织拉网行动，一堆堆警察晚上上街搜查可疑人员的背包，看到有撬棍的直接拉到派出所里，一时间商店撬窃案少了很多，可没多久又回潮了，这次再组织警察上街，却发现几乎没有带撬棒，警察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一个线人给他们出主意：你们看那些包里装着脚踏车单撑脚的，直接往局里拖，肯定都是惯犯……
于是，隔壁皖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又多了一批种地的壮劳力。
但警察白天也要上班，一次两次晚上拉网搜查大家也是讲觉悟的，时间一长，铁人也顶不住，更何况这年头警察作为公务员工资只有工人的百分之八十，这就更没积极性了。
商店工厂的负责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所以面对街道工作人员和居委主任的化缘，也都是慷慨解囊，但这年头是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成本利润核定制，比如孙爱国所在的食品厂生产的水果硬糖，一吨糖多少钱，损耗多少，色素多少钱，香精多少钱，人工，折旧费用，完工后出售给物资批发站多少钱，都是上级规定好的，企业只是执行，然后负责“上缴国家利税”，企业手里的的钱也有限。
这样东拼西凑，林勇敢每个月到手也就二十块，可这毕竟是自由啊！